我刚踏入朝廷时，是光绪二十七年春季，那时国家刚刚度过了庚子之难金港赢配资，太后和皇上依旧逗留在陕西西安，未敢急于回京。届时，朝廷事务通过电报来传达各种旨意。由于国家形势特殊，我被任命进入内廷，随即担任阅兵大臣，负责管理镶红旗觉罗学的各项事务。这些工作不算繁重，算是给我这位初入朝廷的年轻王爷一个锻炼的机会。回想起当年，我的父亲刚开始也担任类似轻松的差事。我没有半点怨言，很快答应了任务。三个月后，太后和皇帝认为我表现出色，便又授予我更重的任务，任命我为正蓝旗族长。这是一项不小的工作。
正蓝旗族长不仅仅是一个名号，更意味着要负责管理整个旗的所有事务，包括人事、刑事、财务等各项事务。对于年仅18岁的我来说，这无疑是一项复杂的任务。但幸好，我在书房里读书勤奋，各种事务办得井井有条。当我原本打算在朝廷上低调度过几年时，一件重大的任务突然落到了我肩头，算是一项不小的重担。原来，在庚子事变中，我们的一名旗兵在与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冲突中不小心致其死亡，德国方面要求我们为此向他们道歉，否则将派兵来讨要说法。老佛爷并不愿与德国为敌，因此开始物色一个人，代表皇帝和太后去德国与德国国王进行道歉。
展开剩余78%经过一番筛选，我被选中担当这个重任。我当然是心中忐忑，发扬我父亲的优点，先是拒绝，最后不得已才接旨。这次任务的确十分艰巨。我在那年夏天动身，随行的是熟悉洋务的军机大臣张翼和满洲大臣荫昌。我们从北京出发，先到天津，随后乘船驶向大洋彼岸的德国。在天津时，六弟载洵和七弟载涛陪我前往，我告诫他们要好好照顾家中事务，他们则返回了北京。我和随行的两位大臣继续启程。此前，我从未离开过北京。按照大清祖制，王爷们未经皇帝诏令，不得擅自离开京城。这次虽肩负重责，但能够乘船出国，多少让我感受到了自由的滋味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，无疑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。
在船上，我充满好奇，向随行的大臣们不断提问。我们途径上海，见到了不少外国人，我在这里接待了几位洋人。因为我不懂洋文，所以每次见到外国人时，我都会事先与荫昌商量好该如何应对。那些外国的报纸也纷纷称赞我，说我举止得体，颇有贵族气质。其实，所谓贵族气质，也并非我有意为之，而是家族中的长辈自小对我有严格的教养。行走坐卧都得规矩，不能懒散。后来的我，也常常将这种教诲传授给自己的子女。我们从上海出发，途经香港，最终乘船前往德国。一个多月后，我们终于抵达德国。
当地的大清驻德国大使吕海寰热情接待了我们。我仍然保持着谦逊而不失礼节的态度，这让许多外国人对我刮目相看。然而，听闻德国国王要求我三跪九叩时，我果断拒绝。虽然我是替皇帝和太后带来道歉信的使者，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必须以如此卑微的姿态示人。如果我答应了这种请求，回到中国后，不仅太后不会饶恕我，百姓的口水和我的颜面恐怕也再也无法保全。经过一番坚持，德国方面最终同意取消三跪九叩的仪式。
第一次与洋人的国王见面时，我发现他年岁比我的二哥略长，留着胡子，显得威严而稳重。我则以大清王族的风范，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，与他进行了交流。通过翻译，我解释道，去年发生的事件是偶然的，责任并不在皇帝或太后，而是部分昏庸的大臣。但我们依然承担着管理不周的责任。经过一番交涉，德国国王最终同意了我们的道歉，并不再追究此事。接下来，他带我参观了西方的工业成就。我见识到大清在洋务上虽有所进展，但与西方相比仍有不小差距。我决定回国后，向太后上奏建议进行国政改革。
德国之行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，更让我有了思考的空间。外国人对我的评价是：“言辞寡言，神情清秀，眼神明亮，腰板挺直，浑身透露出王族的贵气。”其实，我从小便容易紧张，讲话时会有些结巴，所以常常少言多做，这并非故作高深。回到北京后，我发现太后和二哥已经从西安回京。我急忙进宫向太后汇报行程，太后对我十分满意。不久后，她便为我安排了婚事。实际上，在我出发前，奶奶和母亲早已为我物色了一位旗人家的女孩，并已定下婚约。然而，太后直接命令婚事变更，将她宠信的大臣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指给了我。知道这背后的政治原因，我自然不能反对，只能依从。
婚礼的程序复杂至极，回想起来，我至今都觉得头大。所以后来，我总是告诫我的孩子们，婚礼可以简单一些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，简单酒席就好，没必要拘泥于复杂的礼节。毕竟，成家立业才是最重要的。经过德国之行，太后对我更加重视，给我增加了不少差事，并且都涉及较为重要的武职。然而，军机处依旧没有我什么机会。直到我24岁时，我才第一次走进了神秘的军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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